此时禁军已经糜烂，早不是建国时的那支精锐之师了。在杜中宵眼里，军纪松驰，所谓器甲鲜明只是客气而已，实际下层军士很多衣着破烂。这种军队，杜中宵看了都心中犯嘀咕，何谈打仗。
文人谈兵，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过于着眼于双方交战，把大多战事都归结于主帅的奇谋妙计。血凛凛的战场拼杀，非要硬向将帅智斗上凑，而忽略军队的基本建设。谈起军容军纪，便就是严刑酷法，舍此再无办法。建设文明之师，威武之师，他们根本就没有概念。
范镇见梅尧臣有些不高兴，道：“杜小官人说得也有道理。西北用兵数年，不只是没有剿灭元昊小丑，反而丧师失地，局面一天比一天更坏。禁军中多有名臣宿将，真讲起来，未必比党项人差到哪里。只是党项穷乡僻壤，士卒吃苦耐劳，军法又严，非中原大军可比。范相公和韩相公到西北，便就主张多用西北弓箭手，既省军费，与党项作战又强过禁军。”
杜中宵听了，只是推托一句自己不懂，便就住口不言。多用西北弓箭手，用边民当兵，还不是又回到了前朝羁縻边疆的老路上。无论是从兵源上，还是装备训练上，中央禁军都要强过边疆民兵，战力反倒不如他们，只能说明制度、指挥等一系列军队建设出了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用边疆民兵，无非是饮鸩止渴。面对强敌只能努力提升边疆地区的军事实力，侥幸胜了，尾大不掉，一个处理不好，边疆民兵再次发展成新的动『乱』之源。现在叛『乱』的党项，最早不就是这么来的么。
这是边疆治理的老问题，不只是军事如此，政治、经济等等同样如此。而且环环相扣，几项因素互想影响，和平时期是中央的拖累包袱，一到动『荡』时期，就成为动『乱』之源。
其实对大宋来说，不只是西北，西南同样如此。地理条件不好，而且多蕃邦异族，独立『性』强，平时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收买拉拢。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收买不到位，或者那里出现野心，便起动『乱』。
多了一千年见识，杜中宵对这种事情见得多了，见怪不怪。真正解决边疆问题，除了肯花钱，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人力，特别是坚强的官吏队伍，持之以恒数十年的努力，才能见到成效。不过对于政权来说，那样做的代价和难度，远不如收买分化来得容易，等到出问题反正也是别人去背锅。
梅尧臣却是不依，与范镇长篇讨论起军事来，杜中宵也不『插』嘴。
文人们谈军事，有价值的是对历史战例的总结。他们大多熟悉历史，对战例信手拈来，说起来头头是道。至于分析总结的对不对，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真正细致的军队工作，比如组织、训练、编制等等，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于军队管理，往往就滑到森严军纪一言不合就斩的杀杀杀上，让人感觉起来杀气腾腾。别说文人治军软，实际上文人为帅，往往对内比武将更加敢杀。
最后又说回西北前线，梅尧臣道：“我听曾去过前线的人讲，党项人军纪极严。数万人环聚，主帅举杯饮，众人才敢饮。若有人敢造次，立斩不赦。似此就非禁军可比。数十年未战，禁军军纪松驰，如何对付得了如此虎狼之师！以此观之，京城禁军——唉！”
说完，痛心疾首。他和范镇都曾经在京城生活多年，对禁军的境况非常熟悉。禁军一方面以下凌上，纪律松弛，另一方面军官役使士卒，武备不整，情况不容乐观。
范镇也是摇头，与梅尧臣一起喝了一杯酒。
杜中宵实在忍不住，道：“古之良将，必称孙吴。孙武为将，以宫女试军，当斩则斩，军纪严明整肃。吴起为将，视兵如子，与其同甘共苦。可见带兵之法无非如此，一方面军纪严明，一方面将帅要自己检点，以身作则。军队不能打，兵固有错，将帅也非无辜，此事说起来就是个大题目了。”
梅尧臣和范镇听了杜中宵的话，一起笑：“小官人书读得多，世事却还见得少。带兵打仗的事书上如此说，实际却哪里会如此。大宋立国六七十年，此时兵将，早与古时不同了。”
这个话题就此揭过，再谈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有各人的看法，不真正到前线带兵打仗，谁又能够说服得了谁？在座的三人，这种机会都渺茫得很。
范镇道：“稍候到了下午，小官人随我回到官衙，把‘其香居’的人一起叫过去，与你们分断了以后如何制酒，以后便安心读书，准备科考吧。有这一处酒楼，你家里现在衣食不愁，正该把心思用到读书做学问上。人生匆匆不过百年，不能白耽误了。”
杜中宵急忙起身道谢：“知县相公如此提拔，小民无以为谢，心中如何过意得去？”
范镇笑道：“我为百里之官，自然该为民做主。从酒糟中制酒本就是你家的法子，吴家先前诬告已是不该，现在偷学更是错上加错。举头三尺有神明，世间事岂能如此胡来？你自安心，此事官府定然禀公直断。只是一点，我再叮嘱一次，你们从酒糟里制出酒来，卖了钱后，一定不要忘了买粥施舍。县里保你酒糟制酒有钱可赚，此是根本。不然，酒糟给穷人分食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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