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球上的中华民国、正处在群雄割据的军阀混战时期，段祺瑞策划并利用张勋复辟事件、把大总统黎元洪赶下了台，拥立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段祺瑞坚决反对恢复“民元国会”，冯国璋不希望受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大总统的各种限制，所以，他们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
针对军阀把持北洋政府搞独裁，在广州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发动了“护法战争”，湘军在桂军、粤军的助战下，把北洋军赶出了湖南省，段祺瑞雄心勃勃提出武力统一的政策，冯国璋因为自己的势力在长江沿线，故而主张和平统一。
所谓的“第二次府院之争”爆发，其本质还是军阀间利益之争，直隶督军曹锟受“副总统”宝座诱惑，加入了主战派，他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指挥所部杀向了湖南。
1918年2月，吴佩孚以旅长身份代理第三师师长，指挥着第三师、直隶第一、二、三、四混成旅共计三万六千兵马，首战荆襄、再战坦渡、滑战赵李桥、血战羊楼司、勇夺临湘、轻取岳阳、抢占长沙、一日夺二城、奇袭吐雾峰、智取贺家山，一直打到湘南重镇衡阳，把护法战争开始后，北洋军之前丢失的地盘全部抢占了、一路未尝败绩。
占领衡阳后，吴佩孚突然罢兵不前，段祺瑞为了让他继续与南方军队作战，先后封其为“孚威将军”、赠送30万元军费、许以“粤督”之位，吴佩孚不为所动、反而与南方将领展开了“羊陆之交”。
巴黎和会上，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出卖中国利益，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送日本，引起国人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拒签合约。
段祺瑞为继续向日本借钱搞“武力统一”，暗中向日本做出妥协，吴佩孚通过发通电，揭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条款中、隐藏的卖国内容，让段祺瑞政府陷入全国舆论的声讨中。
1918年7月，针对段祺瑞花巨资豢养政客筹组“安福国会”，吴佩孚接连发出三封电报，挑起举国舆论狂潮，同时让被皖系势力压的抬不起头的直系势力团结起来，让段祺瑞不得不放弃总统之位，与冯国璋一起“下野”。
1919年3月，段祺瑞利用“参战督办”名义向日本借款打内战、西方列强出卖中国山东利益的密约被报纸披露出来，引起全国不满，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运，吴佩孚接连发表通电声援学生、反对签约。
1919年8月，新上任的国务总理钱能训执意任命反对和谈的王揖唐、为北方“和谈总代表”，这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吴佩孚连发两次通电，把钱能训“骂”的辞去了总理职务。
1920年2月，吴佩孚开始谋划“撤防北归”，他依旧先打舆论战，在请求批准返回直隶的电文中、有“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之语，赢得了舆论的同情，及至吴佩孚率部北返时，北洋政府不得不予以追认。
吴佩孚回到北方后，又提出“清君侧”，目标直指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和臭名昭着的安福国会，段祺瑞自然不肯自剪羽翼，直皖战争以舆论战的形式首先展开了。
7月14日夜八时整，段祺瑞正式发布总攻击令，直皖战争正式爆发，皖军实力远高于直军，一直不断对直军发动进攻。
吴佩孚采取诱敌深入之策，让部队故意放弃阵地，当皖军占领直军阵地后，直军引爆了事先埋在工事里的地雷，占领直军阵地的皖军官兵损失殆尽……
吴佩孚趁势突然发动反击，一举扭转了战局。
战事进入相持阶段后，吴佩孚亲自率领一个骑兵团、端掉了皖军西线前敌司令部，到7月17日下午6时左右、西线皖军全线崩溃，奠定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战后，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南北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但是，不论是北方政府、各省督军，还是南方军政府，都没有相应这个号召，北方以张作霖为首的军阀更是强烈反对。
1920年9月，心灰意冷的吴佩孚率兵进入古都洛阳西工兵营，此时的他、已经从在衡阳坚决主和，变成了一心武力统一的主张了。
1921年3月,湖北“驱王自治运动”达到高潮，鄂人开始邀请湘军、川军入鄂，要武力驱逐鄂督王占元，吴佩孚认为这是染指长江流域的最佳时机，制定了“援鄂不援王”的战略。
1921年7月20日，湖南督军赵恒惕宣布“援鄂”，湘军的两个师由岳州出发、开始向湖北进军，王占元部不敌、被迫下野，吴佩孚让手下大将肖耀南成为鄂督，吴佩孚也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湖巡阅使。
湘军打了半天、损失不小，现在鄂督被肖耀南轻松得去，湘军不肯善罢甘休，直湘之战开始，吴佩孚利用海军轻取岳阳，切断了湘军后路，迫使湘军议和。
8月20日，湘军与直军开战两天后，川军以“援鄂”名义出兵湖北西部，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宜昌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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