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函不自觉的对大明皇帝提高声音，让金尼阁也吓了一跳。这里可是大明，不是有个城堡就能敢自称王候的欧洲。在欧洲就算是国王，他的权力也大约只在宫廷之内，更别提还有在王权之上的罗马教廷。
欧洲的国王不管再这么蛮横，也不敢得罪教廷的人员，因为教廷掌握着最后的终极武器，就是革除教门。
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是一位强权君主，但是因为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主教任命权上发生了争执，当时教皇主张两人谈判，他竟然置之不理并宣布废黜教皇，教皇于是针锋相对，宣布解除臣民对亨利四世的效忠誓约，革除其教籍。
结果看似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一夜之间他的王国就叛乱四起，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就要有覆亡的危机，亨利四世不得不在寒冬腊月，穿成罪人的打扮,赤足,披着毡衣,领着妻子在教皇所驻的卡诺莎城堡外跪在雪地里哀求了三天三夜,请求教皇原谅。
所以在欧洲，耶稣会的教士们并不用惧怕王权。但是在这里，只要皇帝做个暗示，耶稣会就会再次被赶出大明的地界。
金尼阁正想着为邓玉函从中说情时，却见崇祯毫不在意，反而兴致勃勃的关心起邓玉函本人，及他那些在欧洲出名的朋友起来了。
金尼阁心中一动，暗暗想着，“看起来这位大明皇帝，对欧洲的着名学者很感兴趣呢？”
邓玉函可不是金尼阁这样的宗教虔信者，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东方，才加入耶稣会的。
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科学家，虽然在欧洲人们都称赞他在医学、天文学和植物学上的成就。但是邓玉函自己心里很清楚，他研究天文学，是为了掩盖研究医学带来的不利名声。
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之后，标准这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在茫茫大海中如何定位船只就成了一个难题，为了追求海外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欧洲各个王侯都不遗余力的支持着任何关于航海技术的研究。
欧洲学者在数十年的研究之后发现，想要解决海上定位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研究头上的星星。于是天文学从一门占卜算命的学科，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欧洲最流行的显学。
天文学家，也就成了这个时代欧洲第一流学者的代名词。而与之相比的欧洲医学，还处在兼职屠夫的愚昧阶段。而最为不利的是，虽然在天文学的发展下，欧洲的教权开始逐渐衰落，但是这个时代的宗教裁判所并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
邓玉函显然不想因为研究医学和植物，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当成巫师烧死。所以他在研究医学的同时，同样研究天文学，为自己披上了一身华丽的外衣。
当邓玉函在日耳曼声名鹊起的时候，他发觉如果继续在欧洲研究他的人体解剖学，就算是天文学家的名头也照样保不住他。于是他主动加入了耶稣会，前往宗教裁判所看不到的东方研究他所热爱的医学。
虽然朱由检不知道猞猁科学院、灵采研究院的院士意味着什么，但是伽利略也同在其中，这说明了在他眼前的是一位同伽利略不分上下的科学家。
对朱由检来说，在这个时代，能遇到这样的人，这实在是一种幸福。和徐光启这些半路出家的儒家学者不同，邓玉函是一个接受过欧洲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教育的科学家，而这一点弥足珍贵。
自然科学之所以在后世被冠以西学，就是因为西方先于东方完成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可以说仅仅在文艺复兴之前，东西方都是在自然科学的黑暗世界中毫无方向的摸索着，就算有所收获，也不过是一颗颗散落在黑暗中的珍珠。
而文艺复兴之后，怀疑一切，质疑一切的西方近代科学研究的思想开始逐步形成。在这种思想的穿导下，原本前人只鳞片抓的自然科学发现，被连接成了一个严谨的科学体系。
而中国则因为过于成熟的社会伦理思想，导致了自身的自然科学研究始终未能更近一步，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即便是如徐光启这样的大科学家，也把注意力放在了制造器具的技艺上，而未能开创出指导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方*。
听的时间久了，邓玉函浓重的口音，也让朱由检慢慢觉得淡下去了。听完了邓玉函关于欧洲学者们，及他们所发表的各种学说的介绍后。
朱由检有些冲动的问道：“如果朕请邓先生替我邀请这些学者来大明做研究，他们会来吗？”
邓玉函楞了一下，有些犹豫的说道：“尊敬的皇帝陛下，虽然现在从欧洲到东方的航行，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么困难了。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远洋航行始终是一场看不到结局的旅行。
在我的家乡，每次有人做远渡大洋的航行时，都会提前为他举行一次弥撒，寓意是如果不幸在旅途中出了意外，也算是提前举行了葬礼了。
老实说，我真不能像皇帝您保证，他们会接受您的邀请，前来东方。不过我可以试着替您邀请我的两位好朋友，开普勒先生和伽利略先生，不过我希望皇帝您别抱太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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