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唆侄子如何利用手中的职权在缅甸敛财，苏越心里一点负疚感都不会有。他从一介商人爬到如今的位子上，可不单单是因为能够摆平南洋诸土王，每年能够向内务府大量进供钱财，同样是相当重要的事。
虽说自从崇祯登基之后，对原本的内廷二十四监大肆整顿，清理削减了各地不少太监直接管理的税关和矿税。但崇祯干这些事可不是为了响应地方士绅的呼声，要做什么士绅眼中的贤明君王。
而是他认为宫中放出去的这些太监良莠不齐，有些人在地方上搞得民怨沸腾，但是交到宫内的银子却只有寥寥数千或是上万两。这些太监把皇帝的名声都败坏的差不多了，却只肥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的敛财方式成本实在是太过高昂。
所以在稍稍了解了下各地太监们搜刮钱财的方式之后，崇祯便干脆停止了这种低效而腐败的直接征税办法。之后便有了四海贸易公司、唐山冶铁中心等一系列同商人合办的商业公司，皇帝通过给与商人特权、入股贸易等方式，令这些商人替代了过去在各地收税的太监，为宫内聚敛财富。
皇帝通过了商人这个缓冲对象，极大的削去了民众的不满，并且能够通过商人把大批的资源变现，从而扩大了搜刮财富的范围。这就为宫内聚敛起了巨额财富，却又不必承担太多的民怨。
而且崇祯获得了这些巨大的财富之后，就开始不断的投入到公共医疗建设、公共教育及赈灾行动上，借此极大的挽回了天启年间皇室失去的形象，也使得宫内投资商业活动的行为得到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改组后的内务府也终于有些明白，该如何有效率和低投入的为皇帝陛下赚取零花钱了。特别是，当大明的海外贸易开始兴盛，同欧洲殖民者的交往开始增多，内务府终于汲取了天启年间税监们的错误教训和学习了欧洲人在殖民地搜刮财富的经验，在海外大肆培养类似于苏越这样的代理人。
这些代理人为内务府赚取钱财，从而换取到内务府对于他们的保护，或是得到社会地位上的提高。在南洋像苏越这样的内务府代理人，没有一千也有数百，而且随着大明势力向外的扩张，代理人的数目同样在上涨。甚至于像苏越这样的佼佼者，都已经开始培养自己的代理人了。
这样一来，过去国家对外征服海外蛮夷，首要追求的还是对方在政治上的彻底臣服，从而试图把蛮夷的国土和人口消化为中国的一部。那么今日这些大明在外的代表，却大都把经济利益放在了政治目标之上，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并不介意这些海外土邦是否保持独立。
于是对于海外土邦的战争，正日益变得小型化和碎片化，发动战争的权力也正从朝廷向殖民地官员和某些商人手中转移。当然，这种殖民地战争的作战成本，也同样从国内民众的头上转移到了殖民地民众的头上，这样的战争越来越像是商人的冒险投资。
大明朝堂对待殖民地战争的态度变化，事实上正越来越刺激像苏越这样前往海外追逐财富的冒险家们，让他们把征服一片殖民地视为了自己事业的开端。
当然，和此时遍布世界各地的西方殖民者相比，这些中国的冒险家还只能算是刚刚离开巢穴的雏鹰。他们心中还存有一些胆怯，并不敢离开国门太远，孤身前往未知的莽荒之地去开辟自己的事业。
比如在此时总督官邸一楼的大会议室内，等候着苏越到来的，就有着来自欧洲的英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甚至还有一位法国人。坐在大会议室一头的王嘉胤，一边懒洋洋的听着苏越宣读来自北京朝廷批署的缅甸和平协定，一边则观察着会议室内众人的神情。
作为和仰光这座新城差不多同时修建的总督官邸，众人座下的这幢二层砖木建筑，正是整个官邸的核心，也处于仰光城北部高地的最高点，因此光线和通风都非常良好。
而正处于海外扩张期的大明，面对着急剧增长的海外殖民点，开始摒弃国内繁琐的建筑装饰和全木结构，转而追求起简洁流畅的线条和注重建筑功能性的特点。甚至于，建筑师考虑到殖民地建筑有充当战争时期堡垒的功能，还吸收了一些欧洲殖民地建筑的特征。
比如王嘉胤所在的这幢二层建筑，一楼是高大和采光良好的宽敞会议室，房屋东西两侧的砖墙上开启了对称的落地式玻璃窗，让房间内的人能够拥有良好的视野，随时观察到外部的环境。
而在建筑的二层，则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房间，平时作为总督的办公及休息场所，战时军队就可以藏身于二层的小房间，居高临下的用火枪控制着周边的环境，将这里变为一个临时堡垒。
大会议室内部装饰除了刷白墙壁并用石膏做了吊顶之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北侧山墙上挂着的一副巨大油画。这幅足有半人高的巨型油画，画的自然是大明崇祯皇帝，只不过这幅画像中皇帝的造型并非如从前的中国肖像画这么死板，而是借鉴了此时欧洲最流行的帝王肖像画做法，将皇帝放置于一个场景中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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