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时的六法宗中，活佛是教地土着，有崇高威望，一半时间在教地，另一半时间在承德、敦煌、承天凉州府甚至是神都，接受无上天的点化。
而在教务上作为活佛补充，实际上掌握教权的大德，是从中原派去，或者在当地培养的虔信徒。
最后就是都僧统了，这听着是管僧人，但实际上是管地方行政的，甚至有一定程度上的军事职能。
张贤瑀在漠北当了两年的都僧统，极大的提高了跟草原民族打交道的能力，更加熟悉了草原文化与法则。
绍明十三年，公元958年，张贤瑀又被派到蓬来行省的首府蓬台府（九州久留米），接替赵延进镇守了一段时间蓬来，积累了丰富处理新进征服之地的经验。
同时，在担任兵部左侍郎的那段时间，张贤瑀还曾作为朝廷天使到大礼城，去跟兄长楚国大王张贤存，学习了一下藩国的治理和对外征服等本领。
可以说，今年的二十八岁的张贤瑀已经完全成熟了，他再也不是小时候那个有些自卑，不善言辞的小胖子。
而是一个年富力强，极有个人魅力，精通突厥语和波斯语，熟悉内政外战，知道政治的妥协之道，明白该怎么镇抚新进征服之地的君王。
如果张鉊现在驾崩的话，张贤瑀就是一个合格的帝王，甚至是比他兄长楚藩大王张贤存更合适的大周皇帝。
所以，张鉊现在才放心让张贤瑀带着两个弟弟张贤熙和张贤太向西，去吞并萨曼波斯，并为西征打前站。
而最后一个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实力。
乾元三年的公元962年，与二十年前的伪晋天福七年最大的实力差别就是人口。
942年时，全天下的人口也就是两千二百万到两千五百万之间，中原地区穷困到甚至连十几万军队征战一年的粮食都拿不出来。
但是现在，乾元二年公元961年全国户籍普查的结果是，现在全天下的人口，已经恢复到了大唐巅峰的六成以上，足足有五千万人口了。
这其中，有大量隐没人口在这二十年中查了出来，逃到山林、沼泽的黑户也放心出来接受均田，还有契丹、草原、南诏、高丽和倭国的人口加入。
在他们一起推高的人口基数上，二十年间暴增了接近一倍。
得益于玉米等新作物，特别是占城稻和黄穰稻的推广，充足的粮食，稳定的政局，相对清明的官场，税收政策合理的刺激，使得张周出现了一对夫妇人均生育了五个孩子以上的恐怖数据。
比如说韦老爹家，二十年前他只有三个儿子，还都是几岁的孩童。
就算是十年前，韦老爹虽然也有了七个孩子，但最大的不过十三四岁，最小的四五岁，你要这样的孩子去远征，肯定不现实。
只有等待韦老爹的韦氏五彪都长大成人之后，有了韦氏五彪这样无所事事，专为战争、拓殖而生的勐男出现，西征才有实行得下去的基础。
张贤瑀一路从关中往承天凉州府而去，一路上边走，就有早已接到朝廷命令的巡检使，将控制下乡野间如同韦氏五彪这样的人，送到队伍中，经过三位大王以及麾下武官挑选之后，再编入军中。
这些巡检使，就是张周乡间维持武力的新一代恶霸。
以张鉊的眼界，肯定不会走到北宋矫枉过正的路子上去的，民间武风必须要保持。
但对于乡间豪强，张周的控制力又要强过汉唐。
倒不是说张周的整体官员素质要高过汉唐，而是张周的文武科举体系已经成熟，印刷术的进步又带来了知识的下沉。
同时张周比起汉唐，在解决了草原难题之后，有了充足‘开闸泄洪’的通道。
这些乡间的豪强及其子孙，将会在未来要么通过文武科举，被选拔到中枢和外地为官，要么被命令随王扈征去域外大显身手。
通过这种不间断的抽水式‘泄洪’，估计张周可以在至少一百五十年内，保持国内豪强处于一个低强度的同时，又不破坏民间尚武之风。
至于一百五十年以后，呵呵，张鉊又不是真的是神，能保持这么长时间，就很不错了，后面的事情，那就真的只有相信后人的智慧了。
是以张贤瑀从神都走时，兄弟三人的大王三卫基本都是个空壳子，但到了凉州以后，已经有步骑两万，其中精骑八千余，步卒一万二。
而在这两万人中，自备甲胃、战马的各亲军、禁军、低级勋臣子弟多达四千余人。
算上出发时，父亲张鉊给他们三兄弟一人调拨的各三千人全甲卫队，这支并不算大的队伍，就已经拥有了甲士一万三千。
至于训练那就不用说了，韦氏五彪这样的到了河中，那都是卡卡乱杀的熊罴之士。
而张贤瑀到了凉州后没过几天，草原上的信使就到了。
这次他西征，除开就在河中附近的拔悉密、尹丽和黠戛斯万户以外。
其余九大万户在漠北安抚黜置大使符昭序和六法宗各万户大德、都僧统的配合下，一共调拨了精骑两万五千，牧民一万九千五百户，男女老幼十一万七千人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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