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还是让朱纯臣跑了？！”
面对这个结果，朱由校有点接受不了，忍不住发起怒来。
戚金、陈良弼等人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
张惟贤皱了皱眉，上前奏道：“皇上息怒，现在应该赶紧派出追兵，务必要追上朱纯臣，否则定会酿成大祸。”
朱由校此刻也冷静了下来，赶忙对满桂吩咐道：“满桂，你立即带着骑兵团出城追捕，务必要抓到朱纯臣，不管死活！”
“臣遵旨！”
满桂走了，朱由校看着跪在地上的几位，说道：“都起来吧，这事也不能怪你们，是朕疏忽了，朕早该想到城门守将这个问题的。”
“臣等谢皇上。”
北京城折腾了一夜，百姓们也提心吊胆了一夜。
第二日一早，天刚蒙蒙亮，就有五城兵马司的巡丁提着铜锣在各条大街吆喝。
“陛下英明神武，叛贼已全部伏诛，尔等百姓毋需惊慌，各安其业。。。”
巡丁一遍又一遍吆喝，百姓们也陆续壮着胆子走了出来，当他们发现京城治安真的恢复正常之后，纷纷高呼“皇上神武“。
朱由校的支持度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本应是高兴的事，但他此刻却黑着脸，表情异常的严肃。
“朱纯臣还是没找到？”
“臣等无能！”
朱纯臣一旦脱逃，肯定会成为祸害，这是朱由校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虽然心中很是不满，但他也知道手下这些人尽力了。
“罢了，传旨刑部，下海捕文书吧。”
不光要下海捕文书，朱由校还让《大明月刊》发表文章，强调朱纯臣是乱臣贼子，他朱由校才是天命所归，任何人胆敢反对他就是跟朝廷过不去。
张惟贤也站出来为朱由校站台，代表勋贵集团支持朱由校。
一切似乎朝着有利于朱由校的方向发展，全国上下也暂时一片祥和，然而就在这祥和的氛围中，一件不和谐的事情发生了。
天启二年十一月末，吏部尚书赵南星上奏，距离上次京察已经过去六年了，过了年该京察了！
京察是明代考核文官的方法，也称为内计，考察的对象为在京朝官。洪武十四年始定京察法：五品以下听本衙门正官考验行能勤怠，五品以上及近侍、御史等则由皇帝裁决，十六年又改由吏部核考，洪武年间的京察先是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一直沿用到明孝宗晚期。
到了弘治十七年，京察改为每六年，即逢巳、亥之年举行一次，四品以上官员具疏自陈，听皇帝裁定去留，确定去留后，居官行为不当即有遗行者，再由科道官纠劾，谓之拾遗，被弹劾而列入拾遗的官吏，一般很难获免。五品以下官吏则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核后具册奏请。
由于明代实行南、北两京制度，所以京察又有南察、北察之分。被察官吏分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不谨八类，称之“八法”。不合格的官员处分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为民四等。
京察制度本意是好的，但自万历朝以后，官僚集团内部互相攻讦，结党营私，京察便成了党争的工具。
赵南星这么着急要京察，摆明了是东林党人急于报上次京察之仇，对此朱由校心知肚明，他本想将此次京察推迟，然而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各个集团都不同意！
朱由校无奈，只好召集群臣进行商议。
说是商议，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商议的，各集团都觉得自己有实力上牌桌，不斗一斗谁也不觉得自己会是失败者。
各方你来我往，开始在时间和人员上讨价还价，尤其是关于京察的时间，朱由校和赵南星两人耗上了。
“皇上，臣以为京察快则半年月，慢则一载，两个月时间是万万不够的。”
“两个半月！”
“八个月！”
“五十天！”
“七个半月！”
。。。。。。
双方经过十余天的“友好交流”，最终达成妥协，五个月必须完成京察。
人选上，朱由校将右佥都御史周应秋、吏部右侍郎杨维桓两人塞入了“京察主席团”，用以掣肘吏部尚书赵南星为代表的东林党集团。
朱由校自觉自己很聪明，可惜他还是不了解赵南星。
这位刚刚接替张问达出任吏部尚书的赵南星可不是一般人物，早在三十年前，他就曾公开声称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的时机，是一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而那一年是万历二十一年。
当时，赵南星还只是个吏部考功司郎中，但就是这个小小的郎中，狠狠的排挤了一批非东林党人，那次京察也被视为是东林党崛起的标志。
赵南星曾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这其实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那就是对人不对事，评价官员好坏，政务能力怎么样不管，只要认可东林理学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把行政考核的重点，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
而道德标准，也不是什么不贪污不腐败等公认的官员操守，而是要以东林党所解释的理学思想来衡量，简单来说就是东林党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凡是不同意东林党主张的就是小人，这摆明了就是把京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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