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个兄弟“车轮战”的关照下，洪衍亢几乎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他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飞速消除着他与这座古城之间的隔膜。
特别是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他走街串巷，深入到了市井之中。
更是让他难得的体验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味道与乐趣。
这不，才不过端午节后，俩星期下来，洪衍亢就明显感觉到时光所造成的差距缩小了。
他不但适应了京城人如今的装束打扮儿，适应了他们现在抽的烟、喝的酒、吃的东西，就连乡音也找了回来。
他的舌头竟然捋直溜了。
也恢复了用“假招子”、“蹭愣子”、“悄没声儿”这样地道的京城话，恰如其分的对身边的事儿进行描述的本事。
只唯独两点仍旧在交流上造成一定的障碍，让他还没法完全融入眼前的文化氛围里。
一个是他看简化字怎么样都别扭。
就比如扣过来的“覆”，还有复杂的“复”，以及回复的“复”。
明明是三个不同的字，可生硬的把三个变成一个“复”，实际意义就全不一样了。
如果按汉字构成，完全解释不通，这就造成了字与义的断隔，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因此他很难去除心里障碍，坦然接受这样的“白字”。
谈起这件事，也就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的失望和不满。
二就是“儿”化音怎么用，他过去的习惯居然也与现在的情况格格不入了。
特别是在地名儿上。
比如过去都叫“钓鱼台儿”，现在京城却只说“钓鱼台”。
过去的“琉璃厂”，现在却都叫成了“琉璃厂儿”。
这种改变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往往他被人一笑，就会坚持己见，与人抬起杠来。
有意思的是，别看这两件事拿来讨论，任凭什么语言学家都难解释明白，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但其中的道理和缘由，却在偶然闲聊间，全让他的二婶儿王蕴琳轻而易举给说透了。
王蕴琳首先肯定，简体字的改变是对的。
她的理由是，作为世上最复杂的语言，汉字简化有莫大的好处。
让人学起来方便，便于识字率的普及，这等于增加了语言的实用性。
也就节省了许多没必要耗费的精力，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去研究其他学问。
至于副作用也有，但无需过虑。
因为术业有专攻，一般人掌握的程度，只要对现代生活没影响就可以。
而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之人绝不会不学繁体字。
那既然如此，这完全可以当做一种语言文化层级来看待，就像学历的高低一样。
别忘了，哪怕是古人，文字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
不考功名的人，自然不用费心去背什么“子曰”。
其次再说京城地名儿，儿化音的应用。
王蕴琳认为，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
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
大体上来说，是以“官家”与“民家”来做区分的。
就比如“琉璃厂”、“台基厂”、“黑窑厂”等。
因明清时都属工部“五大厂”之故，沾了官气，这些地名都不儿化。
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厂甸儿”就必须儿化了。
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
“法华寺”、“报国寺”、“天坛”都不带“儿”。
但不在正神之列的“黄寺儿”、“黑寺儿”反之。
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
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
比如“钓鱼台儿”在旧京这么叫，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
而如今又读正音，其实因政府盖了“钓鱼台国宾馆”，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
“琉璃厂儿”等同此理。
今日既非旧朝，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那么加“儿”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半步桥儿”已经没有桥了，而“花市”仍旧有市。
“十里河儿”已然没了河，而“六郎庄”的确还有庄。
当然，这种语言变更与现实情况绝不会完全统一，时间上会存有一定延迟性。
但从逻辑上讲，大体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所以说到底，洪衍亢没错，旁人也没错。
这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才闹了误会。
而且无论怎样，其实都没必要太故意较真儿。
因为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民俗，那都得有公众的认可，有群众基础才行。
说白了，永远是大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的。
只要对世情和伦理无害，尽可由他随意衍生改变。
于是接下来，王蕴琳反倒是借此事，劝说洪衍亢行事没必要执着于完美主义。
她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倏忽而去。
谁要是活得累，往往不是因为拥有的少，而是因为计较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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