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时此刻，大魏国力衰弱，也是视台湾为负担，水师已经缩小到只能扞卫澎湖至福州，泉州等地都力不能支的窘迫局面，如果不是东藩设寨多年，怕是早就有朝议要放弃了。
这也是陈笃中在东藩防御使任上尴尬原因的由来，既没有经济，也没有人力，更没有商业贸易，纯粹的海外弃子，想有所展布都找不到由头。
象徐子先能收团练捐，陈笃中找谁收去？徐子先杀群盗，福建路上下交口赞颂，两府少不得要从优酬功，陈笃中杀谁去？他要是带兵去山里剿蛮子，不管斩首多少，都会被弹劾为擅起边衅，杀的越多，挨的骂也越多。
生蕃十几万人，分布在千里之深的群山之中，没事去招惹他们做什么？这些生蕃行事各有规矩，有的蛮性重的会主动下山来割取汉人人头，做为部落勇士武勇的象征，这种行为毕竟是少数，三寨千多兵马，防几个割头生蕃算得什么大事？近年来这样的事也少了，大约生蕃也知道汉人不易招惹，割人头就去割别的部落，不再来没事招惹汉人，守备东藩的汉人军队也不会多事来管他们自家部落的事。
哪怕高山蛮部落互相攻打，只要不涉及到大魏军寨移民，朝廷的态度也是由得他们去。
若不是太祖建制，还有万余居民在岛上，怕是两府早就考虑要把东藩给放弃，只是顾忌天下人的观感，还有皇帝不愿担弃土的罪名，这才一直这么敷衍下来。
“这事交给昌文侯府来做，我们南安侯府也可以联手。”徐子先道：“两家凑出股本，购买大量的优质农具，棉种，开荒时的费用，百姓出工，我们出钱，烧荒肥土，开辟新田，规划好了，要连成阡陌，这样易于水利和日常防病，除虫等事。”
“你要一直雇佣壮丁种棉？”陈正宾道：“拿工钱的，未必出尽出力。”
“当然不能雇佣。”徐子先知道这个时代搞大农庄是不可行的，主要是后世的大农庄用的人力其实不多，飞机晒农药，各种器械收割，人力相对有限，可以根据农产品价格和人工费用，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工资水准，而且通过各种先进的电子产品，可以有效的监督工人的工作成效。现在如果搞大农庄，用工成千上万，监督的官吏要几百上千，费效比太低，精细化管理做不到位，搞大型农庄肯定要赔死。
他笑着道：“当然是分成了，一百斤皮棉一贯钱，四百斤四贯，我们按时价向百姓收棉，他多种多得，卖的多，赚的多，早期开荒的各种费用，我们来承担，算是他们先欠着，慢慢用棉花来还。日后按佃农的份例交一部份棉，剩下的我们按时价来收。既然要做，就大气一些，这样东藩的百姓不会生怨气，就算心里认为会搞砸，也会一边拿钱，一边背地里骂我们是冤孙。”
“这话说的是了。”陈正宾是亲民官，百姓是什么德性再清楚不过，未有实际的好处，瞻前顾后，心存犹豫，一旦出了错，就恨不得将主事者撕成粉碎。给了好处，事情未成，反而被嘲笑异想天开，真的成了事，才会砸巴着嘴，不声不响的赶紧跟进。
种棉田的事，在东藩早期绝对得不到百姓真正的支持，要知道百姓是最保守和胆怯的，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是一群绵羊，而且轻易不敢做任何改变。
这也是农业社会的常态，百姓抵抗风险的能力太小，除非眼前有成功的例子，否则绝不会轻易的冒险。
拿农作物来说，明末时玉米番薯进入中国，一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大规模的在中国种植，促成了人口增长的大爆发，反过来印证了康乾盛世，其实就真正的生活水平而言，康熙年间远不及万历年间，新的农作物广泛推开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推广还是和朝廷官府无关，只是百年之下，陆续有人种植，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这才使玉米等外来作物被广泛接受。
陈笃中对此事相当热衷，此事若成，东藩会迎来一个相当不错的机遇，地方会变富裕，也会被看重，他这个防御使做起来才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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