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几乎就是一个移动的乾清宫。
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容得下七八名臣子。
至于路途颠簸也不必过多担心，两京大道已经被修整过了，虽比不得现代高速公路那样丝滑，但人坐在里面也不会有不适的感觉。
而因为天子出行，封路则是不可避免的操作。
朱厚照没在这方面为难负责他守卫的神武卫将士们，不然万一有什么意外，那不仅对他个人安危造成威胁，也会使得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朝堂出乱子。
当然，这样的缺陷就是外面的景色会比较单调，大部分都是一眼望过去的平坦耕地，刚出紫禁城还觉得新鲜，走到保定就已经不想往外面看了，而是听着自己的臣子说些具体的事。
这期间，邢观和姜雍所主张的一件事引起了他的主意。
其实也不算正式的论政，更多的是一种论学，话赶话谈起的。
邢观说：“当年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最大的缘由是出于北方防务的考量，以天子来守国门。百余年前，大明最大的威胁也是来自北方。所以那番考虑自是恰当。
但时移世易，皇上文治武功，冠绝古今，北方蒙古余孽已不足为虑。不仅如此，自博望侯出使西洋以后，上下始知当今世界之势是航海大业浩浩汤汤，不可逆转。尤其是产业强国、产业立国的观念显然更适合当下的世界和当下的大明。
大明又与南洋和西洋诸多国家往来通商，现在的海上船只如过江之卿，由此而知，国家的重心会在几十年间由北方转向南方，而且陛下也说过，今后大明的主要威胁更有可能是来自于海上。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将都城迁往南京？”
邢观也不是特意在向皇帝上奏，或许是这一次正好是出发前往那里，所以他才多说了这么几句。
但他这么一讲，其他人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对待的神色。
与此同时，朱厚照则在心中想着：当年朱棣要迁都北京，也有政治考量。
他对建文皇帝的削藩之策大加批判，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也得削藩，这是不可更改的政治格局，不削藩还得了？
但他造反的时候，肯定是说我是太祖皇帝封的九大塞王之一，身负戍边之责。
哪怕当了皇帝，也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朱元璋给他的，那么迁都北平，以天子守国门，自然就是这个政治逻辑下的产物。
上一世朱厚照并不会这么考虑，哪怕去看历史，也是觉得朱棣大概还是考虑军事因素，考虑了国家北方的防务压力。
但现在当了这么些年皇帝，刚刚那些想法竟就自己这么冒出来了。
而邢观之后，少府令范玉昌又说：“邢尚书所言倒也不无道理。大明南洋公司便更像个京里的衙门，而不像地方。”
朱厚照心中默默的赞同这句话。
大明南洋公司太重要了，它的一把手都是自己绝对亲信。
虽然在杭州，但实际上却是北京直接遥控。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的重心确实是在南方。否则为什么不干脆把南洋公司放到京师去呢？
“迁都大事岂可轻言？”顾人仪稳重出声，“便说所耗费的银钱便是个不小的数字。况且定都北平已百年有余，天下人都习惯了。”
姜雍笑了笑，反正是路上闲暇，就这么说说嘛，他讲道：“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做任何决策关键不在于耗资多少，关键在于划算还是不划算。如果迁都南京，对天下有利，那么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
实际上，北方人口众多，但主要的产粮之地却都在南方，为了供养北方，每年南粮北运足有四五百万石，当年仁宗皇帝就说：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仰南京，斯亦吾之素心。”
这又是一个旧事了。
朱棣死后，太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后来的明仁宗。
但这个老兄刚刚做了七个月的皇帝就吵着闹着要回去，叫‘诏还都南京，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
而且他还让后来的宣宗皇帝朱瞻基提前到南京去修葺宫殿，相当于给他打前站，完了弄好了他这边儿就过去。
结果仁宗皇帝不长寿，事儿还没怎么办他就驾崩了。
这才使得后来可以发生那件‘朱瞻基准备回京继位、而朱高煦欲半路拦截’的荒唐事，不然的话，朱瞻基好好的不在北京待着乱跑什么。
现在姜雍这么提，
便是要借用仁宗的大义，
就是说还都南京，是为了解民之困，为了这个目的，难道还要省那些银子么？
顾人仪的确辨不了，因为仁宗皇帝的地位很高，古代皇帝死了能拿到‘仁’这个字的，那都不是一般人，老实说朱厚照都做不到，因为他杀了太多人了。
“不知皇上以为如何？”顾人仪拱手道。
朱厚照偏着身子，倚在后面。
“太后还是初次到南京，不知能否适应。”
他其实是没怎么考虑过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关乎重大，所以不愿意表态，就拿了‘孝’这个字推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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