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来到苏发贵家，不可能再像在省城舅舅家一样不出门，省城的人是不兴随便串门的，除非是公安或是居委会的会不请自来上门了解一下情况或作什么登记之类。但到了苏发贵们这乡下就不一样了，随时都有人东家串到西家，你家串到我家的。如果家里藏个大活人哪天被人发现了，就更是难以解释，那就不如让小华自然出现，让别人觉得就是个来家玩耍的亲戚家孩子，乡下人也没几个会知道外面的事的，就算通缉令或协查通报传到这些地方来，也基本上都是在公安机关内部相传，一般不会传到外面的。
其实作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参加革命的“老革命”的后代，苏发贵曾经是有过正式工作的，那是苏发贵二十几岁时的一九六0年代，苏发贵被朱家镇公社推荐参加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来劳动大学之前苏发贵是社办企业的工人。当时的劳动大学实行的是以“社来社去”分配模式为主，以非“社来社去”分配模式为辅的学员分配制度。就是说学员毕业后原则上从哪个公社来就回到哪个公社去，但对一小部分学习表现优异的可以破格分配到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企业厂矿。由于苏发贵在劳动大学学习期间成绩好，劳动又积极肯干，毕业后组织上将他分到了钢城县农业局当了一名技术员。可是没过两年，不知道什么事得罪了一位新来的领导，苏发贵被不明不白的又重新“社来社去”，贬回了乡下，由于社办企业在他走后又安排别人顶了他的岗位，就连社办企业也回不去了。
虽然苏发贵明白是被人整了，但他从来没有过怨言，他说在乡下当农民不一定是坏事。
苏发贵的儿子是本村村委会主任。村委会里还有支部书记、支部副书记、副主任、妇女主任、会计、文书。支部书记是村里的一把手，是大事小事说了算的人。
苏发贵们村的支部书记已经六十五岁了，两年前就主动提出要退下来，直到今年乡党委才同意，答应今年内由村里召开全体党员会议进行公开选举。参选人员原则上是村委会的党员干部，也可以是普通党员。话是这么说，但按照惯例，接替大队支部书记的人无非就是大队长和大队副支书，如果副支书和大队长是同一个人，那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这个支部书记的位置就非副支书莫属了。
苏发贵们村委会的副支部书记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另一个人，苏发贵的儿子也是党员。说白了，下一个村委会支部书记的实际候选人就是他儿子和现任支部副书记。
村党支部书记已经在今年三月份本村全体党员大会上说了，今年国庆节以前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选举村委会新的党支部书记，而且老支书表态说他不支持任何人，完全依靠民主选举。
谁都知道，除了现任副支书和村主任，其他的党员都没必要去参与竞争，除非是乡政府或更高级别有领导力挺你。
苏发贵的老婆是这位副支书的姑妈，也就是说，副支书和苏发贵的儿子是血亲的表兄弟。像这种亲连亲戚连戚的关系在一个村里比比皆是，因为村里的人社交范围太小。
两老表基本上是一起长大一起去公社（乡政府以前是公社）读小学又一起去县里读中学，然后又一起回乡务农一起参加村委会工作。
工作上多数时间是配合默契的，但少数时间还是会有分歧，分歧过后总有一个要先叫另一个晚饭来家里喝两杯，双方都不愿为工作上的事伤害亲戚之间的感情。
当然自从老支书宣布要民主选举新的支书后，两老表也都知道互相在暗中较劲，都在私底下采取各种方式笼络人心为自己拉票。
这天两老表又约起下午一起喝两杯，约好喝酒后副支书又问：“我姑爷去省城好像好多天了，回来没有呢？”
苏发贵的儿子答：“说是回来两天了，这几天忙，我都没有过去看老人家。”
副支书说：“那我们不如干脆去看看老人家，也陪老人家喝两杯。”
“可以可以，我也想去看看老人家。”苏发贵儿子高兴地说，他确实认为这是个既看望了老人又陪老表喝酒的好主意。
副支书又说：“那老表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去朱家镇街上转一趟再去老人家那里吧。”
副支书说的“老规矩”其实是他两老表无论是临时说起去看谁的父母，都去朱家镇街上买点烧腊买点现成的菜再去，因为乡下除了自家菜园里的菜，平时不一定有什么菜。
两老表骑着副支书的摩托车向朱家镇街上奔去，背后一溜烟尘扬起。
副支书和苏发贵儿子在朱家镇街上买了菜不一会就到了苏发贵家院坝，副支书摩托车一停好就热情而大声地嚷起来：“姑爷、姑妈我来混饭吃了。”
苏发贵急忙从堂屋迎出来：“我听到有摩托车声音过来，我就猜是不是你两老表，果然是啊，来来来，先进屋坐起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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