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本福彻底沉默了，像是被洪丽连珠炮般的质问钉在了原地。他无言以对。内心深处，他明白洪丽说得对，残酷的现实逻辑就是如此。但他更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和无力。他没想到，连身为监狱干警、体制内一员的洪丽，对“职权”被滥用、被扭曲成勒索工具的现象也如此悲观，甚至认为这是无法抗拒的潜规则。这让他清晰地认识到，“职权”一旦落入某些毫无底线的人手中，会变成一个多么可怕、多么令人绝望的怪物。它能轻易碾碎任何个体的挣扎和坚持。
洪丽看着侯本福沉默而痛苦的表情，知道他内心在激烈挣扎。她放缓了语气，从现实处境、减刑机会、刘副科长的为人性格、“赵派”门徒的得势局面等各个角度，又条分缕析地给侯本福讲了一遍利害关系。她的分析冷静、务实，甚至带着一丝冷酷，却直指核心——在绝对的权力不对等下，个体的抵抗往往是徒劳且代价巨大的。
最终，侯本福所有的辩驳都显得苍白无力。在洪丽严密的逻辑和沉重的现实压力面前，他只能选择屈服。他沉重地点了点头，从喉咙深处挤出两个字：“好吧。”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认同，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缴械。他不得不打心眼里，认同洪丽那套在无奈中寻求生存空间的分析。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了。洪丽明天就会带来那一万块钱。这笔钱，成了侯本福接下来在渡口桥监狱这潭浑水中“平安渡劫”的首付款。至于“全款”是多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报价。洪丽叹了口气，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悲凉说：“最坏的情况，大不了你在这里待几年，一年‘投喂’他一万。就当是喂狗看门了。”这个数字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了侯本福的心上。为了他，洪丽都是毫不犹豫的付出。
最后约定：明天下午洪丽下班前，侯本福去她办公室拿钱。
与洪丽见面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与刘副科长第二次“聊天”后的第三天，宣教大楼里弥漫着一种日常的、略显慵懒的气息。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在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斜斜的光斑。编辑室里，侯本福正埋头审阅《新生报》的清样，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轻响，试图驱散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屈辱和不安。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打破了这份表面的宁静。
“侯主任！不好了！”洪勇发像一颗炮弹一样冲进编辑室，脸色煞白，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手里还捏着几份刚送回来的报纸，气息都喘不匀，“狱……狱政科！在里面查监！大查监！已经开始了！”
侯本福猛地抬头，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手中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桌面上，滚了几滚。他强迫自己镇定，声音却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紧绷：“查到哪个监区了？大概还有多久会查到我们宣教科？”
洪勇发抹了把汗，语速飞快：“我出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八监区！动作很快！我是一路小跑回来的！最多……最多还有一个小时，肯定就查到我们这边了！”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快！”侯本福猛地站起来，椅子腿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洪勇发，你立刻去楼上通知文艺组所有人！何哥！”他转向旁边同样惊得站起身的何伦发，“你马上去教研室通知！动作要快！我去干部办公室报告！所有人，三分钟后在楼下紧急集合！快！分头行动！”
三道身影如同离弦之箭，瞬间冲出编辑室。侯本福冲向干部办公室，急促地喊“报告”，还没等里面叫“进来”便几步进去简单汇报了情况。干部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想到宣教科监舍里那些心照不宣的“违禁品”，脸色都凝重起来。
三分钟，如同三个世纪般漫长又转瞬即逝。楼下空地上，宣教科二十多名犯人已经迅速集结完毕。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紧张和不安，眼神慌乱地交流着，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慌感。有人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仿佛那里藏着什么烫手的山芋。
“立正——！”侯本福站在队伍前，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威严和平稳。他深知，此刻他就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
“向右看——齐！”
“向前——看！”
“报数——！”
“一！”
“二！”
“三！”
……
报数声短促有力，带着一种临战前的肃杀。
报数完毕，侯本福锐利的目光扫过每一张熟悉又紧张的面孔，声音低沉而清晰地穿透凝滞的空气：“为什么紧急集合，大家心里都清楚！多余的话我不说，只说一句：进去以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心里要有数！万一……我是说万一，哪个兄弟的什么东西没藏好，被查到了，是加刑还是集训，都得自己扛起来！记住，是条汉子，就别东拉西扯，牵连这个，牵连那个！一人做事一人当！”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听清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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