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科涅夫拿起电话准备再次拨号时，我忽然想到近卫第18军的大多数指战员，都和德国人有着血海深仇，就算上级下命令也不免会出现阳奉阴违的情况，连忙叫住了科涅夫：“元帅同志，请等一下。”
“丽达，你还有什么事情吗？”科涅夫握着话筒，扭头望着我问道。
“是这样的，元帅同志。”我连忙将自己的担忧说了一遍，最后还特意强调说：“我觉得要让近卫第18军的部队押送战俘的话，还是需要我们派人去监督才行。”
科涅夫将话筒重新放回到电话机的底座上，饶有兴趣地问：“你觉得派谁去合适呢？”
“我认为我是最佳人选。”我之所以毛遂自荐地揽下了这个任务，是考虑方面军司令部即将迁到利沃夫，到时我这个方面军副司令员又会成为闲人一个，倒不如自己找点事情来做。因此我振振有词地说：“我和近卫第18军的大多数指战员打过交道，假如由我去见到战俘的押送工作，也许在途中就不会出现屠杀战俘的情况。”
科涅夫用疑惑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丽达，监督押送俘虏，只是小事一桩，随便派一个参谋出马就行，用不着你亲自跑一趟。要知道，你毕竟是方面军的副司令员，留在指挥部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虽然科涅夫拒绝了我的请求，但我还是不甘心地说：“元帅同志，各集团军的司令员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作战任务，只有您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留在指挥部里坐镇就够了，我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不如和近卫第18军一起押送战俘去乌曼。”
听我这么说，科涅夫的脸色变得铁青，似乎对我所说的这番话感到不满意。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顺水推舟地说：“好吧，丽达，既然你执意想去乌曼，那就去吧。等下月在基辅的德军战俘游街结束以后，你再回来也不迟。”
在获得了科涅夫的同意后，我带着一名参谋和几名战士离开了指挥部，到郊外去找近卫第18军的驻地。
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在经过一座哥特式教堂时，我看到教堂外面有老百姓排着几路长队，便连忙吩咐司机：“司机同志，把车靠边停下！”
我下了车以后，走到一支队伍的后面，问一位包着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请问你们在这里排队做什么？”
老太太扭过头，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后，又将头扭到了一旁，摆出了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样子。见从老太太这里得不到我要的答案，我又走到前面一位老大爷的面前，向他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依旧碰了钉子。
随行的参谋凑近我，低声地说道：“副司令员同志，您别生气，这些居民都是西乌克兰人，他们对我军一直有抵触情绪，不搭理您在正常不过了。您瞧，教堂门口有不少自己人，我们去问问他们吧。”
我听完参谋的话以后，点了点头，从排得长长的纵队旁走过，走上了台阶，来到教堂门口的平台上。这里摆着四张小桌子，桌子后面都有一名坐在马扎上的军官，他们都正埋头写着什么。
一名站在门口的少校，看到我走到了门口，连忙过来向我敬礼。我抬手还礼后，冲正在忙碌的军官和排得长长的队伍问：“少校同志，您能告诉我，你们在做什么吗？”
“是这样的，将军同志。”少校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们正在进行人口统计，以便给他们发放配给证。”
给居民发放配给证的同时，也能迅速地统计城内的人口，因此很快城市刚解放，有关部门就要开始进行配给证的登记工作。我随口问道：“少校，你们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啊？”
“将军同志，不太顺利。”少校朝排在教堂前的几列长长的队伍一指，说道：“我们负责这一片区的配给证发放工作，很早就派人去挨家挨户通知，但来的人却很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过办理了两千多户的配给证……”
“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大家明天再来。”我正在和少校说话时，忽然听到有个人在大声地喊道：“大家不要再围在这里，都散了吧。”
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发现原来是一名负责登记的军官，从自己坐的马扎站起来，冲着下面排队的居民在大声地喊话。
“等一等，”我连忙喝止了那名军官，随后扭头望着少校，并用手指着下面还在排队的近千居民说道：“少校，你没看到下面还有那么多的居民等着办理配给证吗？”
“可是，将军同志。”受到责备的少校向我辩解说：“现在已经五点半了，我们的指挥员忙了大半天，应该休息了。”
“少校，如果这几位指挥员累了，就另外找人来替换他们。”我望着少校，表情严肃地说：“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居民在排队，你们的工作就必须继续下去。”
少校看了看下面正在排队，以及陆续赶来的居民，有些为难地说：“将军同志，您瞧瞧，这里有差不多近千人，我们只有四个人办公，估计在天黑前无法为所有人办理配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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