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定位为未来宣化省的经济中心，宣化城则是政治中心。
张家口至漠北库伦的驿路、商道，张家口到大同的驿路、商道，张家口到北京的驿路商站，三条线在此相接，张家口经济繁荣，也必然能带动朝廷对坝上草原的控制增强，带动朝廷对北边蒙古部落经济控制的加强。
经济开路，一带一路。
北京、宣化、张家口、大同、太原、归化、包头等串连起来。
在八达岭关城休息一夜，第二天皇帝继续向北行，在怀来盆地北边，洋河东岸的鸡鸣山下，朱以海在这座鸡鸣三省的有名驿站落脚。
从元代就开始建立驿站，至明末时已经是非常有名且兴荣的驿城了，东西各开一城门，有城楼，城外还有烟墩，城内五条道路纵横交错，将城池分成大小不等十二个区域。
驿署、驿仓、马号，城内还有大量的商店和民居。
这里曾经是兴盛许久的城池，集驿、邮、仓、商、居一体，鞑子入关后这里一度更加兴荣，只是最终在鞑子逃离时毁弃。
当大明天子西巡抵达这里，这座驿城已经重新恢复生机。
朝廷在这里重新设立了驿馆、递铺，甚至还有民信局，因为处于通往京畿要道上，这里也成了一个商货码头，大量的货栈，牙商，官来官往，军队也在此设立了兵站、军仓等。
距北京三百里，依山临河。
重修好的驿城不仅再次兴荣起来，甚至短短时间已经成了京西北的重要商货中转站。
甚至在驿城外，还又已经建立了成片的新坊区，大量的货栈、民居、客栈、饭店等，连新城墙都来不及扩建，现在这里已经不仅是一个驿站，已经成了怀来盆地第一热闹市镇，甚至超过了怀来县城，更把西边盆地西边的原保安州城更是甩了十几条街远。
甚至有官员建议朝廷把桑干河北的保安州，降为保安县或是改名涿鹿县，县治迁移到鸡鸣驿城，在驿城外再扩建新城。
不过有人认为鸡鸣驿在洋河东面，怀来盆地应当以洋河东西为界，东面为怀来县境，西面是保安州境，如今把保安州改为县，迁到鸡鸣驿去，实不合理。
有这样的争议，还是因为现在战后重建，只有沿着重要的京张一线的一些地方恢复了生机，如原保安州，现在几乎还是空城。
不过朱以海认为这倒不用担心，只要这里地方安稳，就在北京周边，还怕热闹不起来吗？根本没必要因为鸡鸣驿热闹，保安州荒凉，就要把鸡鸣驿变成涿鹿县。
皇帝骑马进入鸡鸣驿，看着驿城的外围，居然已经建立起了大片的新房，无数的货栈、仓库林立，甚至还有露天的牛马市场、皮毛市场和奴隶市场时，也有些惊叹这里的热闹。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去看看那奴隶市场，如有我汉家子民，皆用内帑市价赎回，还他们自由身，可以直接送到西边涿鹿县去落户安置，分田授地。”
随驾的次辅王之仁问皇帝，“陛下何不直接一道旨意，不许买卖汉家百姓，经发现直接让那贩子交出汉民还良便是。”
朱以海却摇头。
这种命令下起来容易，但考虑并不够周全。
文安之替皇帝解释，说起以前春秋时，鲁国国君曾下过旨意，鲁国人若在国外发现了鲁国人为奴，让他们出钱赎买带回鲁国，到时国君必有重赏酬谢，孔子的一位弟子在外遇上鲁国奴隶，出钱赎买带回国中，最后却拒绝了国君的赏赐。
却不料孔子知晓这事后反而批评弟子，说他这是好心办坏事。
果然，此后鲁国人在外遇到为奴的国人，便很少再去解救了。
理由也简单，并不是所有人都跟孔子弟子一样高尚，或者也不是所有人跟他一样条件好，出很多钱赎回国人，本来国王有赏赐，那么救人这事，既得名又还有利，起码不会亏钱。可孔子弟子开了那不要赏钱的头后，大家就得自己承担那救人的成本，许多人便干脆不救了。
本来一件好事，最后因孔子弟子好事办坏事，给彻底破坏了。
现在如果皇帝发现奴隶贩的奴隶里有汉人，直接下旨让他们交出释放，这里的人是救出来了，但以后在塞外草原蒙古人、女真人那里的那些曾经被掳走为奴的汉人，就没有哪个愿意再带到中原来，那么他们就没有机会被解救。
如果皇帝用市价赎回，那贩子没有损失，下次可能就还会再把草原上的汉人买来贩卖。
“文首辅说的对，我们不仅不能强行下旨让他们释放，还得市价赎买，甚至还得另外再加一笔赏钱给他们，并告诉他们以后也如此，这样那些奴隶贩子，他们在塞外草原上再遇到我汉家子民为奴，利益驱使下，就会想办法把他们带回中原交给我们。”
对皇帝朱以海来说，虽然这得出钱，甚至得出比普通交易还多的钱，但这仍是划算且值得去做的。
王之仁点头，大为赞赏，“臣建议最好还是再加上几条，加上对掳掠、贩卖我大明汉家百姓的行为，严惩不殆，已经在关外的可以不算在内，只针对从此以后中原境内的这些行为。”
“王卿说的有道理，中原以外已经被掳卖为奴的我大明要想办法解救赎回，也更要防范再有掳***迫汉家为奴的事发生。”
“再加一条吧，所有蒙古、女真、色目人等，拥有汉家奴隶者，须立即上报，由朝廷出钱赎回，若有隐匿、伤害的，定斩不赦！”
“大明文武官员士绅等，亦不许拥有、买卖汉人为奴，须上报由朝廷赎回。”
“今后起，所有官民人等，再敢以汉人为奴隶，定斩不赦！”
皇帝并不禁止奴隶贸易，也不限制官员或是庶民蓄奴用奴，但不论汉民还是蒙古女真色目人等，皆禁上再拥有汉人奴隶。
这其实也是明初朱元璋曾经定下的制度，他曾规定，庶民禁止蓄养奴隶，功勋贵臣，一品也不得超过二十个奴隶，二品不得超过十二人，三品不超过八人，四品以后不准占有奴隶。
所以直到明初中期，奴婢才再次在庶民家中出现，但他们也不敢公然称呼这些人为奴婢，而是叫他们义男义女，奴婢称他们义父义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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