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曾祖吗？”钱大昕想想，却不禁感叹道：“只可惜八年之前，仪郑先生便去世了，当时却也才三十五岁。那年我再入京城，本想着一见，却已是阴阳两隔。想来他若是能活到今日，也不过四十出头啊。”
孔璐华听钱大昕这样一说，却也有些难过，想着他毕竟年事已高，不当如此忧愁。忽然想起一事，道：“‘后世闾里之妇，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使其过不在妇欤，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钱世伯，这一番话，世伯不顾俗儒‘失节’之语，为天下受欺凌的女子呼吁，使人知失节与否，本不当与人之性情相悖。小女读世伯答问，此语铭记于心，想来此番见到钱世伯，是应当对世伯道谢才是。”
孔璐华所言，原是钱大昕解释古人所谓“七出”之时，有人提及“七出”与“失节”相悖，故而钱大昕出言相辩。这时听孔璐华言语，自也欣喜，道：“不想世侄女年纪虽轻，却饱读诗书，竟连老夫的文章也都看过，可真是不易啊。老夫原本就认为，这理欲之辨，所求乃是理欲相合，而非相悖。为了所谓贞节，竟连性命也不顾了，便是伤了人之根本的性情，实乃过当之举。世侄女愿意相信老夫，原是老夫该谢过你才是。不过话说回来，此间倒是还有一人，对这理欲之辨，见解与老夫大抵相同，只是不知世侄女可否相识？”
孔璐华不禁笑道：“钱世伯不要卖关子了，您这样说，小女却怎知那人是谁？”
钱大昕道：“此人便是和老夫一同前来的阮学使了，其实话说回来，仪郑先生虽做了这《大戴礼记补注》，却还是阮学使偶得一部，老夫才得以一见呢。阮学使素来敬服东原先生，和老夫也算忘年交。于这天理人性之道，亦是颇多见解，而且处处下笔有据，却又比老夫严谨多了。世侄女要是能和阮学使一见，想来会受益良多的。”
听到阮元的名字，孔璐华脸上却忽然一红，道：“世伯，这……这阮学使的事，就不劳烦钱世伯了。小女去年也曾见过阮学使的，学使他……他人很好，诗做得也好……世伯，眼看今天天也不早了，若是世伯累了，小女送您回去如何？”
这些事钱大昕自然不会劳烦他人，想着确实已是申牌时分，便在园外与孔璐华道了别，自己慢慢走了回去。不过走着走着，想起刚才他提及阮元，孔璐华脸上意外的神色，却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
“方才听衍圣公说过，他姐姐尚未婚配。伯元说是要为夫人守灵三年，这也有两年过去了。这世侄女美貌过人，才学看来也不错，想来和伯元也是……”
“伯元的父亲眼下却在济南，我和他见过几面，是个忠厚之人。只是若要成一门婚事，却还需个媒人才行，这人却又应该是谁？”
一个大胆的想法，或许就是这时渐渐出现了萌芽。
乾隆五十九年，阮元在山东的督学获得了朝野的一致认可，他悉心选拔贤才，取士文实并举，又兼多加延请名士入幕，一年之间，声望大增。乾隆在京城里对他颇多许可，府县中的生员也对他称颂有加。
而不知不觉间，乾隆六十年的正月到了。决定清朝太子、未来皇帝的一年，也渐渐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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