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元，若是这样，我猜这伙贼人，人数应该不会太多。你方才说那些遭劫之人，都是不知不觉之间，财货为人掠去，而贼人所乘，也多是小船。这就说明他们并无公然犯上的能耐，不过靠着些熟悉地形水系的伎俩，暗中作案罢了。可你想想，若只是这样一伙贼人，他们会有那个胆量，来破坏你的就任之礼，又在这抚院之中安置火药，意图与朝廷相抗吗？我看其中还有蹊跷。”秦瀛听着阮元言语，也不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李将军所言也不只于此。”阮元道：“除此之外，李将军信上还提及，近年来，由于盐务疲敝，私盐渐多，而这浙江私售私盐之人，有个经常聚集的地方，就是杭州、绍兴沿海的南沙。但即便如此，李将军并不知南沙这些贩私盐之人，有谁胆敢公然对抗官府。而且，这南沙方圆百里，北自海宁、南至上虞，若是在这其中寻人，也不容易啊？”
看着王昶在侧，阮元也依礼拜道：“兰泉先生，您之前也做过陕西按察使，田五反抗朝廷之时，您守御长武，也曾立功。却不知对于这贼盗之事，您可否赐教一二呢？”
王昶道：“伯元，这在老夫看来，却是两回事了。当年田五反抗朝廷，颇具声势，而且他们一开始就是冲朝廷来的，面对这样的敌人，自然要严加防范，勤修炮械，约束士民。可今日你所见贼盗，却是隐匿无踪，不与官府相抗。平日隐于百姓之间，我等为官之人，又怎能轻易发觉呢？所以按老夫的想法，这民间贼盗，便要以民间之法来破，你须得找到一些合适的百姓，比如钱塘江上的船夫，去寻那贼盗踪迹，这样或许能把他们的老巢探出来。我等身居高堂，行止与寻常百姓大异，若是我们去做，必然露出马脚，反倒可能让贼人抢了先机。所以伯元，这浙江民间，你可有熟识之人？就是那种勤务农桑，却与读书仕进关系不大的。若是你有这般熟人，这件事就好办了。”
“兰泉先生所言有理。可我之前虽然在浙江督学三年，平日接触的，大半还都是读书之人，民间百姓对我倒也客气，可若说交情，便没有了。而且这件事本身也有风险，我又怎能如此轻易让那些百姓为我犯险呢？”阮元一时也没有合适的办法。
“伯元，这贼盗之事，其实我在常州，也多有耳闻，常州可有位隐居的大儒，兼通经史，你可知他是何人？”孙星衍忽然问道。
“渊如兄所言……难道便是瓯北先生？”阮元道。所谓瓯北先生便是清代名儒，史学大家赵翼，他与钱大昕齐名，所着《廿二史札记》在当时亦广为流传，赵翼和钱大昕关系从来不错，所以阮元因钱大昕之故，也读过赵翼着作。只是这时赵翼年事已高，又兼足疾渐剧，不便出行，是以阮元南下之时，虽然想到了赵翼，却并未前去拜访。
“正是他老人家。”孙星衍道：“早年林爽文反抗朝廷之时，瓯北先生曾在军中参赞，是以这东南沿海之事，他老人家多有亲眼所见之处。我在常州时，常常到他家中讨教，他也与我说起过这东南沿海，为何海寇不止。其中根本，便在于近些年闽浙不少督抚大吏，要么平庸无能，要么便是和珅心腹，他们深剥以迫下，厚敛以奉上，百姓早已苦不堪命，是以若有些贼盗胆敢反抗朝廷，百姓大多不相信朝廷，反而时常帮忙隐匿贼盗。更有甚者……便是投贼了。所以若想根治海寇，剿绝土盗，还是应该从百姓入手，根除苛政、实心赈济，同时勤练保甲，使民间得以自卫，这样人心回来了，贼人便也被隔绝于百姓之外，无所遁匿了。”
“而且，这闽粤浙三省，又有一事与内陆各省不同，这东南三省，从来便是疍户、堕户、九姓渔户聚居之处，这些人几百年来，都隶属于贱籍，国朝虽然已经开良贱之禁，可这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偏见，却始终不能消散。其实很多务农行商之人，也并非不愿帮助朝廷，可在他们心中，从来良贱有别，他们也根本不会去关注这些贱籍之后，而眼下无论海上之贼，还是陆上之盗，却大多与这些贱籍之后有关系。所以要想根治贼盗，根本之策在于安民，而安民的关键，又在于这些贱籍之后。所以伯元，我倒是想着，不如我们现在就看看，这浙江省有什么对贱籍之后特别不利的陋规，若能废去一二，说不定那绍兴务百业的堕户、钱塘江上操船的九姓渔户，就会有人感激你这番恩德，前来相助于你呢？”
孙星衍所言疍户，是闽粤一带依船为生的渔民，堕户则是绍兴、宁波一带从事各种民间杂业（如红白事、剃头、奏乐等）之人，而九姓渔户则是浙江各水道间的渔民。这些人在明代因职业不同于士农工商四民，又或曾与明军对抗之故，被列为低人一等的“贱籍”，直到清雍正年间，“贱籍”方才逐渐取消。即便如此，“贱籍”之后依然数代不能应举，在民间和其他农民、商人也多有隔阂。尤其是清中叶之后，由于人口渐多，土地不敷使用，很多务农之人更加歧视“贱籍”之后，生怕他们前来争夺生计。对于这些事，阮元自然也有耳闻，不过他毕竟世代耕读，对于“贱籍”并没有多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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