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绝无此意！”庆桂连忙叩首，向嘉庆续道：“臣深知皇上明哲睿断，用人自也是才能为先，绝不致引用轻小之辈，误了朝廷规制。但臣历任中外要职三十余年，也清楚仅凭才学天资，是不足以独当一方大任的，须得至少十年历任边外紧要之职，才能了解下情，从而处断有方。臣不觉得皇上所任三位大人德才有亏，只是他们从未经历要任，未免对于这些直省之事，有些生疏，往往任凭己意，胡乱行事，最后只会误了西北剿匪、东南平定海寇的大计。”
“庆桂，你这番话虽也是有理，可这与眼前之事又有何干系？广兴、那彦成之事，朕决断已定，无需再议。可今日朕诏你等前来，要商议的是阮元这恢复民壮演习鸟枪之事。这件事朕认为可行，却不知你到底有何意见，你也不要再卖关子了，直言于朕便是。”嘉庆听着庆桂之言，也不免有些着恼，但想着既然已经下诏求言，那庆桂的意见也不能不听，还是克制了下来。
果然，庆桂又续道：“皇上，臣以为，这阮元所行之事，其实与广兴一般无异。自以为所用之策可以有裨于国计战事，却不知反而有损朝廷体制，误了天下大局。这演习民壮之制，高宗皇帝在位之初，亦曾行过，可高宗皇帝末年，却发现民壮经过演习枪械，往往有些不法之徒，在乡里肆意妄为，凭借武力，胁迫乡民。更有甚者，有些人甚至有聚众抗官之事！所以高宗皇帝为天下太平计，禁止民壮再行演习鸟枪，这本是为大清千百年的太平着想。又怎能仅因一时海寇频繁，就恢复旧制，违了高宗皇帝圣意呢？臣以为，海寇虽多，终是乌合之众，官军勤加清剿，自可保海疆无虞，至于民壮演习之事，实属多此一举，还望皇上三思。”
“皇上，臣之意却与庆中堂不同。”一边的戴衢亨也有话要说：“臣以为，庆中堂之言实属过虑。旧时民壮演习鸟枪，虽然偶有民壮不法，滥行窃盗行劫之事，可毕竟是少数。而且，枪械演习之后，依例应该归还乡里武库，寻常人等不得擅用。若是有人私用枪械，责令村社严查便是，又何故要归咎于演习之制呢？而且皇上，臣也听浙江其他官员说起过，眼下闽浙海寇，最多可达万人，而浙省战船，所能承载者不过四千人。其余官军又要把守各处要隘，若是仅凭官军之力，闽浙沿海对于海寇而言，便处处都是可以进攻劫掠的空隙，百姓也根本无力自保！皇上，此一时彼一时，眼下海寇之事，事关浙江沿海数百万百姓身家性命，亦关乎朝廷民心向背！所以臣请皇上准阮中丞之意，准浙江重新恢复民壮演习，为浙江添复鸟枪，以求官民共御海寇！”
“戴大人，我听说你是江西大庾人，那里算是赣南吧？”庆桂反驳道：“戴大人既然是赣南人，那我倒是想问戴大人一事，这土客械斗之事，戴大人可曾有过耳闻？”所谓土客械斗，是明清两代福建、江西、两广常见之事，所谓土客本来是不同时期移居到南方的汉民，但由于这些地区山多田少，生存环境不好，所以不同群体之间，对土地的争夺一向非常激烈。甚至到了清代中期，大规模使用鸟枪土炮的械斗，都不在少数，清廷一向也对这些械斗十分头疼，多有严禁，却也屡禁不止。
“回庆中堂，械斗之事，在下确有耳闻。可这是赣南、闽粤土客杂居之处常见之事，据我所知，浙江并无此类争端，即便有，其数量也不算多。而且，浙省素有保甲，民壮演习之余，亦属保长、甲长看管，若是民壮擅自持械，欺害良民，保长甲长，均需连坐。这层层看管之下，又怎能有械斗之事呢？”戴衢亨也自不甘示弱，据理力辩。
“戴大人，你说的只是先前体制之言，可现实却是如何？是有些保长甲长，不仅不对下属民壮严加看管，反而与那些不法民壮沆瀣一气，帮他们隐瞒偷窃鸟枪之事。而历代浙省大吏，对保长甲长的选任，却鲜有明察之法，是以保甲虽名为自卫，实则成了一些乡里豪强欺压良善的利器。正因如此，高宗皇帝才废除民壮演习，正是为了从根源上禁绝奸民持械！戴大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庆桂也有自己的理由。
戴衢亨听到这里，也不敢正面与乾隆的谕旨对抗，可他也不愿放弃，只好向嘉庆道：“皇上，臣以为演习民壮之事，并无大碍。若说废止演习，便能天下太平，那今日川楚之地，又何来这许多贼寇？而且，之前民壮有不法之事，主要是保长、甲长选任不当，包庇渎职之故，那反过来说，若是阮元可以知人善任，保甲选用得人，庆中堂所言诸弊，自然可以摒除。所以，臣请求皇上，至少先暂行演习之制，暂行添复鸟枪，若是阮元驭下无方，竟又有民壮持械伤人行劫之事，臣自然会请皇上收回成命，并自甘领罪！”
嘉庆见董诰一时不语，也随即问道：“董中堂，这件事你意下如何呢？朕记得你也是浙江富阳人，虽然生长京城，对那里也该有些了解吧？不如你也来说说，这民壮演习之事，竟要如何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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